杨菊华 刘轶锋 | 数字时代的长寿红利：老年人数字生活中的可行能力与内生动力
【作者简介】杨菊华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刘轶锋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1期
文章结构
一、跨越数字鸿沟：开启数字时代长寿红利的前提
二、可行能力：老年数字鸿沟形成的基础
三、内生动力：老年数字鸿沟形成的关键
四、从边缘到追随：老年人数字生活的基本类型
五、跨越数字鸿沟的应对措施
摘 要
跨越数字鸿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开启数字时代长寿红利的题中之义。“能力”与“动力”是形成老年数字鸿沟的两个根本因素，老年人的数字生活可以根据两者的强弱划分为追随者、逃避者、碰壁者和边缘者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老年人处于数字鸿沟的不同阶段，故公共政策干预也需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跨越数字鸿沟，应理念先行，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体系；应赋能增权，推动老年人可行能力提升；应优化环境，激发老年人数字利用内生动力；应动态追踪，找准政策发力方向，从而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让他们真正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福祉改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随后的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老龄事业发展纳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体要求；《意见》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2002年，在马德里召开的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正式提出积极老龄化理念，促进并不断优化老年人的健康、参与和保障，从而提升他们的生命质量。随着人口寿命的进一步延长和健康状况的改善，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可以实现从人口负担向长寿红利转变。这一潜在的转变意味着，必须将老年人视为经济社会的参与者、贡献者与共享者，而非仅仅是社会的供养对象。
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同步，21世纪也是一个全新的数字时代。新时代以互联网为基本特征的信息技术拥有赋权、促进社会参与和延展社会网络等功能，是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手段。老年人的健康、参与与保障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影响；换言之，老年人自身对于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的践行，都需要数字能力的支持。然而，数字鸿沟却成为老年人融入网络世界的障碍。对该群体而言，数字技术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何激发老年人的数字潜能，跨越数字鸿沟，开启数字时代的长寿红利，已经成为当下社会各界的重要关切。
（一）数字时代的长寿红利
与人口红利类似，长寿红利是在后人口转变时期，寿命的延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正向效益。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传统“学习——工作——养老”的三段式人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有更长的学习时期、工作时间和老年阶段；老年阶段几乎占到个体生命历程的1/3。因此，长寿红利是指由于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人口的绝对规模和相对比例提高所产生的消费需求和老年人口社会参与对经济增长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美国学者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J. Scott）2021年在NatureAging上发表了《实现三维长寿红利》的文章，提出长寿红利可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挑战；他认为，实现长寿红利的最大化，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负面影响的最小化，就必须关注健康老龄化和产出性老龄化。
当前，数字技术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老年人的网络参与已然成为产出性老龄化的重要形式。老年人能够在网络中消费、交友、娱乐，甚至通过互联网进行有偿劳动和志愿活动，是数字时代下产出性老龄化的鲜明体现。但是，由于数字技术是一门新的知识体系，很多老年人对此并不熟悉，故一方面互联网在向老年人扩散过程中遇到了阻碍；另一方面，很多老年人被排斥在网络世界之外，移动支付、网络购物等生活场景的受限使他们无法参与数字时代的经济生活。推动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跨越数字鸿沟，迈入网络世界，成为数字时代开启长寿红利的必要条件。
（二）老年数字鸿沟的概念与现状
数字鸿沟在学界并非一个新鲜的话题，早在上世纪末互联网初创时期，就已有学者关注。互联网在人群中的扩散并不是均质的，先行者与滞后者之间的差距即是所谓的数字鸿沟。从技术应用的角度来看，早期的数字鸿沟是指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在计算机拥有、电话服务和网络服务之间的差别。比如，2000年，美国商务部对数字鸿沟的定义是，“有些人拥有最强大的计算机、最好的电话服务和最快的互联网服务，以及与他们的生活相关的丰富内容和培训。另一群人没有最新最好的电脑，最可靠的电话服务或最快或最方便的互联网服务”，这两组的区别便是数字鸿沟。
老年数字鸿沟是现代化、数字化和老龄化相互交织的产物。21世纪以来，我国无论是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还是用户规模，都呈现出快速的增长。互联网改变并降低了信息解码的门槛，在“互联网+”理念的推动下，各行各业也开始了线上平台建设的过程，推动互联网向平民化方向发展，互联网与我们的生活日渐紧密。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的总规模已经从1997年的62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9.89亿人，在全体人口中的普及率已达70.6%。其中，采用移动端上网的比率已超过99%。
在全体网民中，60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也从1999年的0.4%增加至2020年的11.2%（见图1）。尽管增幅巨大，但该数值与老年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重相比，仍然偏低。
图1 中国网民变动趋势及60+老年人占比
数据来源：CNNIC历年《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
（三）形成老年数字鸿沟的两类因素
数字鸿沟超出了技术的范畴，牵及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问题，需要从技术的社会性出发，来挖掘数字鸿沟产生的多重社会性因素。狄杰克认为，数字鸿沟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不同个体在社会网络中占据的结构性位置差异。他在查尔斯·蒂利持久不平等（Durable Inequality）的理论基础上，摒弃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视角，强调关系资源的重要性。狄杰克主张，数字不平等产生于人与人的关系、互动和交易中，强调从技术变量（如性别、年龄和城乡等）中发现数字利用的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老年人在数字技术上面临的阻碍，反映出数字时代他们不断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是他们社会地位劣势在数字技术领域的结晶化。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的概念为老年数字鸿沟的分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以可行能力理论审视老年数字鸿沟问题，可以发现，正是老年人可行能力的不足，导致他们难以跟上信息技术快速变化的脚步。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老年人能力较强，却仍然被隔离在网络世界之外；相反，一些能力并不突出的老年人，反而活跃于网络世界之中。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表明，还存在一些能力之外的因素影响到可行能力的发挥，本文将其归结为老年人数字技术利用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可以解释为何在同等能力的条件下，老年人数字技术利用仍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如图2所示，老年数字鸿沟的形成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的因素，即由可行能力所致的数字鸿沟以及由内生动力所致的数字鸿沟。
图2 老年数字鸿沟概念分解示意图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提出可行能力概念，以此分析贫困问题、福利水平。无论是在福利经济、社会发展或减贫领域，可行能力都为政策指定、公共事务提供了一个规范性的分析框架。与传统重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观念不同，森十分重视人们的自由，认为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实质自由的一个过程，而自由既涉及确保行动和决策自由的过程，也包括人们在给定的个人和社会境况下享有的社会机会；他认为，将社会发展定义为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工业化等现代化过程是一种狭隘的发展观。
在森的理论框架中，可行能力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如果将数字技术利用视为人们的实质自由，那么数字鸿沟产生的原因就在于老年人和年轻人实质自由的差异，也即可行能力的差异。对于可行能力的具体因素，森并未做出明确限定。现有研究多是在森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五种工具性自由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可行能力集。本文结合老年人实际，主要选取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健康资本作为影响老年数字鸿沟的可行能力集，来探讨可行能力与老年数字鸿沟之间的关联。
第一，经济资本是影响老年数字鸿沟的关键因素。数字技术产品从接入到维护，均是一笔不菲的支出。相当一部分老年人不愿利用退休金来支付这些“额外的”费用；而对于无退休金、生活来源主要依靠福利救济或子女的老年人而言，数字产品更可能是一种奢侈品。因此，经济资本差的老年人要么尚未进入数字世界，要么利用子女淘汰的智能手机上网。而且，与传统媒介有所不同，智能手机更新换代的频率逐渐加快，使用的周期逐渐缩短；网费、手机费用支出等也要求经济上的持续投入。虽然部分老年人具有进入网络世界的经济能力，但可能难以保证互联网的持续使用。
第二，文化资本是影响老年数字鸿沟的决定因素。在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中，文化资本的积累是处于具体状态之中的，以文化、教育和修养的形式存在，它预先假定了一种具体化、实体化的过程。布尔迪厄将文化资本划分为具象、客观和体制三类。具体化的资本通过习性的形成和个人能力的累积转化成为个体的组成部分，它随拥有者的生物能力与生物记忆一起衰落消亡。持续的教育投入推动能力在个体身上不断累积，也与未获得教育投入的个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数字素养便是通过教育投入而持续累积起来的一项具象文化资本。我国的教育体系在历史上经历了诸多波折，改革开放后才渐臻完善。绝大多数老年人正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接受教育，教育程度和教育质量与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低龄人口还存在很大差距，文化资本积累的不足决定了他们数字技术利用上的劣势。
第三，社会资本是影响老年数字鸿沟的核心因素。社会资本存在宏观和微观两大视角。前者认为，封闭式的社会网络可通过嵌入其中的责任、期待与社会信任形成社会规范，无形中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后者将社会资本视为在个体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相同，社会资本同样具有生产性质，其蕴含的情感支持、信息传递和技术帮扶等资源是推动个体进入网络世界的重要力量。社会资本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对数字技术利用产生影响。一是社会资本作为技术扩散的主要途径。社交是互联网的基本功能之一，当个体的大多数社会关系都在使用互联网，那么该个体也会有更强烈的意愿使用网络；朋友圈集赞、社区投票、过年抢红包等实际上都是互联网通过社会资本进行扩散的过程。二是“意见领袖”的引导。“意见领袖”是一个传播学概念，是指意见能够影响到他人行为的关键人物。罗杰斯在创新扩散一书中指出，“意见领袖”在技术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互联网中新鲜事物的传播或技术支持都可以看到“意见领袖”的身影。老年人的社会关系主要以同辈群体为主，社会交往多为线下的互动。因此，与年轻人相比，无论是社会资本的数字化程度，还是“意见领袖”的能量，都存在较大差距。
第四，健康资本是影响老年数字鸿沟的基础因素。健康无疑是老年人与年轻人差距最明显的可行能力，日益变差的健康状况是造成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更低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健康状况的退行，使得部分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参与能力、经济能力也都随之退行；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在互联网接入上更面临现实的障碍。此外，健康状况的改变直接影响互联网的持续使用：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视力、记忆力和反应力也在不断退化，当退化到一定程度时，难以支撑长时间的互联网使用，原本在网络中的老年人可能因之而中断上网。
内生动力是造成老年数字鸿沟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内生动力一词多见于贫困研究，是指贫困者通过个人努力改善自身生活的意愿。在福利制度完善或待遇较好的情况下，贫困者容易产生福利依赖，脱贫积极性不高，从而陷入贫困陷阱。老年数字鸿沟同样如此，许多公共政策在瞄准老年人的能力建设后，并未取得相应的预期成效。在现实生活中，政府经常举办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的活动，但老年人却对此并不感兴趣，许多老年人也用“老了不行了”“不想动脑筋”等话语来解释自己数字技术利用上的劣势。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老年人内生动力的不足。不过，与扶贫过程中的内生动力有所不同的是，老年人数字利用的低内生动力是老年阶段社会心理的独有特征。通过与现有老年学理论和现实对照，本文凝练出老年人三个维度的内生动力，分别是与年龄歧视有关的自我退却、与时间精力管理有关的情绪选择和与社会角色丧失相关的生活需要。
（一）与年龄歧视相关的自我退却
工业社会不断更新的技术形态，冲破了老年人传统农业社会以累积性知识为主的权威，他们的社会地位持续降低。而数字时代的来临又加快了技术变革的速度，老年人正逐渐被归为时代的“他者”。在数字时代，他们不仅不是知识的传递者，而且还正在被社会环境所淘汰。老年人在现实行为方面的无助感往往容易诱发无能的羞愧感，他们之所以远离互联网，也是对自己吃力和笨拙一面的自我保护。内维斯等学者认为，因衰老和社会变迁引发的学习焦虑、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是影响老年人数字技术使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进入老年期之后，个体会继续根据自己的内部资源、外部需求和可能的机会来更新自己的能力感。但是，这种能力感并非完全基于个体自身的衰老或失能等功能丧失的过程，而是在于老年人对这一过程的认识，且认识的结果也因人而异。一些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远离，首先蕴含了他们对“弱者老年”的整体想象，然后再将这种建构出来的想象嫁接到自己的身上，成为指导其行为的理念。这种想象在多数情况下根源于社会中或“隐”或“明”的年龄歧视，年龄歧视造成了人们对老年的刻板印象，而老年人往往会将此内化为自己的观念，从而出现自我效能感的不足。在数字时代，这种刻板印象广泛存在于制度、观念和宣传话语中。社会各界并不考虑老年人技术使用的背景和经历，老年人往往被描绘成一个技术恐惧、远离技术的同质性群体。这种脸谱化的方式，掩盖了涉及知识、地位和实践的老龄化过程中的多面性。互联网以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生存方式，树立出数字时代“你”“我”的对立，形成了新形式的数字排斥。实际上，老年数字鸿沟本身就暗含了代际冲突不可调和的先验观念，不断强化着“老年人是落伍者”的刻板印象，使其陷入了“锚定陷阱”，难以跳脱。
（二）与社会情绪选择相关的目标变化
西方老年心理学中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和“选择-优化-补偿”理论对老年人的心理特征有诸多论述。卡斯滕森等学者提出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认为，人类存在知识获取和情绪管理两种社会目标，感知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会导致社会目标发生变化。步入老年阶段后，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特征都会因增龄出现退行性改变，感知到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性会更加强烈。在无限时间和精力的前提下，个体会更多地以未来为导向，以知识获取为主要目标；反之，会以情绪管理为首要目标，从而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条件下保持一个身心愉悦的状态。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是一个需要持续学习的新事物，面对陌生感强烈的网络世界，时间和精力有限性的感知也让许多老年人放弃了学习数字技术。
从“选择-优化-补偿”的路径来看，老年人会通过积极的选择来重建目标，以补偿增龄带来的各种损失，最终使损失的风险最小化。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老年人会对自己周围的事物做出选择，选择自己最为熟悉与密切、更有意义与更重要、且能从中获得最大满足感的事物，从而优化自己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将会收获更多的积极情绪，从而弥补自己身体出现的退行性改变。互联网对于很多老年人并非必不可少之物，他们多会选择舍弃互联网活动，将自己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晚年阶段最珍视的事情之上。
（三）与社会角色丧失相关的生活需要
互联网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反映。吉夫斯科夫和德兹曾从文化的视角关注社会多样性和社会不平等，他们并未将老年视为一个老化和依赖的过程。他们认为，随着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老年期会有相当长的时间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也因寿命延长而进入一个不稳状态，这对个体资源整合能力和经验连接有了更高的要求，老年群体的异质性也在不断增强。一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简单，吃饱穿暖已经能够满足大多数的需要；还有一些老年人则有更高的需求，开始构建自己的生活方式，形成自己的认同感。在经典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人类的需求由低至高被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老年人能够通过互联网来实现的需求层次不尽相同，由此产生互联网利用上的差别。
老年人网络需求的不足，反映出现实生活中他们逐渐褪去的社会角色。年轻人的工作离不开邮箱、微信、腾讯会议等软件，线上的关系网络规模甚至要比线下的更大；他们也通过网络购物和订餐来满足日常生活；在闲暇之余，年轻人还主要通过视频软件和各类社群来放松身心。互联网对年轻人不可或缺，但对老年人却并非必需。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的退化甚至丧失，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参与活力大幅下降，需求层次和需求规模也随之降低和缩小，他们进入网络世界的必要性也在下降。在一些现代化程度高、更加智能化的社区，老年人可能“被迫”通过互联网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在一些仍保留有传统生活方式的社区，有相当比例的老年人并未选择进入网络世界。
老年数字鸿沟是一个多阶段的连续体，可行能力和内生动力的交互差异也决定了老年人处于这个连续体上的不同节点，也对应着不同的政策干预手段。我们可以通过类型化分析的方式来呈现老年人的数字生活。本文以可行能力和内生动力的强弱，作为类型划分的两个维度，从而产生2×2的类型划分表，将老年人的数字生活划分为四个类型，分别为追随者、逃避者、碰壁者和边缘者（见表1）。
表1 老年人数字生活的基本类型
内生动力强 | 内生动力弱 | |
可行能力强 | 追随者 | 逃避者 |
可行能力弱 | 碰壁者 | 边缘者 |
追随者往往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进程中，能够适应数字技术的快速变化，跟上技术变革的节奏。追随者的生活方式因数字技术发生了深刻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发现数字技术的身影。追随者有着较高的经济条件、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这构成了他们能够与数字技术达成深度融合的基础。但是，仅有可行能力并不能保证他们高水平的数字利用，内在动力也非常关键，他们不仅有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够学好的信心，对待技术也更加开放和信任。
与追随者紧跟数字技术发展的步伐不同，逃避者的情况并不理想。他们的数字利用对他人的依赖性强，信心不足，往往将自己标签化为“老年人”“老了”“上年纪了”。逃避者的可行能力已经达到了进入网络世界的门槛，但内生动力的不足导致最终结果的不同。从追随者和逃避者的例子中也可看到，内生动力的作用像“催化剂”，既能促进可行能力对数字技术的影响，亦会对两者关系产生抑制作用。
碰壁者对数字技术葆有相当的热情，愿意去学习和摸索数字技术，但由于可行能力的不足，其在数字技术利用的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困难。实际上，碰壁者对公共支持的需求最大，且是政策效应可能实现最大化的群体，也是数字技术使用状态最不稳定的群体。如果他们长期处于碰壁者的状态，则可能对数字技术学习的热情会随挫折的增加而逐渐湮灭，最终沦为边缘者；反之，他们若能得到有效的支持，则可能从碰壁者转化为追随者。
在数字技术利用中，边缘者的可行能力和内生动力同时处于弱势。他们既缺少数字能力，也缺乏学习使用数字技术的动力，是公共政策亟需关注的群体。他们多固守传统的生活方式，电视或广播为信息的主要来源，日常购物以现金支付为主，社会交往与互动在线下开展。当遇到不得不使用互联网的情况时，多依赖自己的子女或亲朋，而这又降低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自主性。
如果在这个2×2的象限中加入时间维度，四类群体之间也会相互转化，而转化的方向取决于公共政策的干预程度和社会环境的年龄友好度。在不进行政策干预，或年龄不友好的社会环境下，随着数字技术的再一次革新，追随者可能会沦为碰壁者，碰壁者和逃避者会沦为边缘者。我们可以把老年人的数字技术利用情况视为一个从边缘到追随的连续谱系。如果老年人的能力与动力停滞不前，技术变革的步伐也可能会将数字技术的老年追随者甩在身后，致使其成为网络世界的边缘者。反之，在公共政策合理的干预下，随着老年人能力和动力的不断提升，碰壁者、边缘者也都可能成为数字技术的追随者。
应对老年数字鸿沟问题已经成为数字时代老龄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为有效填补老年数字鸿沟，提升公共政策的精准性，本文从以下四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一）理念先行，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体系
政策理念是政策价值导向的体现，是政策的核心思想和目标。积极老龄化将每位老年人视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注重老年人的主体意识，认为其应该不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积极老龄化所强调的健康、参与和保障的理念与互联网对社会福祉的增益作用不谋而合。填补老年数字鸿沟的政策理念也应该在此框架下展开。互联网的发展应当始终坚持技术效率与社会效益相平衡的原则，树立技术效率治理与社会效益兼顾的长线思维，应坚持参与式治理、包容性治理、全方位治理和可持续治理的四大理念。
老年数字鸿沟是数字技术和人口老龄化两大社会现象相互碰撞的产物，应对工作并非政府或老年人任何一方之力可以承担。应当在坚持四大治理理念的基础上，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体系，实现政府引导、市场主动、社会联动、家庭支持、老年人参与的“五位一体”新格局。政府需要承担制度引导和监管职责，通过积极的公共政策与服务，扭转老年数字鸿沟的扩大趋势；智能产品厂家和互联网企业需要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产品的设计要具有全年龄的包容性；子女要发挥数字反哺的作用，教父母上网时要更加耐心；老年人需要具有主动学习和敢于学习的意识。
（二）赋能增权，推动老年人可行能力的提升
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理论认为，可行能力的不足造成了弱势群体实质自由的缺失，损害了他们的福祉；因此，改善弱势群体境况的根本举措是提升他们整体的可行能力。社会工作领域中的赋能理论意在帮助弱势群体走出因能力不足所致的困境。赋能是指个体获取必要的资源，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控制，最大程度上提升自身生活质量的过程。赋能是一种目的导向的方式，帮助边缘化与被压制群体获取控制自己生活的权利。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赋能老年人。
第一，通过社会化培训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体现为教育的文化资本是影响老年数字鸿沟的决定因素。尽管老年人制度化教育阶段已经结束，但仍然可以通过非制度化的培训来解决老年人在互联网使用中面临的困境。同时，要对不同社会背景、不同需求的老年人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比如，对身体能够自理的老年人采用集中化培训的方式，而对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则可以上门进行一对一的辅导。
第二，通过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并不能仅仅关注老年阶段，更应基于生命历程流行病学的视角，采用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理念，干预关口前移，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三，通过降费补贴提高老年人的经济能力。虽然代际数字支持可以帮助部分无收入来源的老年人进入网络世界，但淘汰后的二手手机也降低了他们上网质量，难以享受最新科技产品的作用与魅力。可以通过补供方或补需方的方式，以老年人优惠价或以旧换新等手段，提升智能手机的经济可及性，让一些无收入来源的老年人能通过自买的方式用上智能手机。
（三）优化环境，激发老年人数字技术利用的内生动力
老年人内生动力不足也是决定老年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解决这一部分的关键是要建立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信任感，激活他们使用数字技术的主体自觉。为此，需要从优化社会环境、消除年龄歧视、构建年龄友好社会入手。
第一，消除年龄歧视，提高老年人自我效能感。许多老年人接触互联网的时间很晚，他们往往将互联网视为年轻人的世界，认为自己不会学、学不好，甚至不适合学，主动地把自己排斥在了网络世界门外。尤其是在技术快速变迁的背景下，这种感受会愈加强烈。实际上，自我效能感的不足是现实世界中对老年人刻板印象的自我内化，也与社会对老年的负面看法密不可分。因此，提高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首先需要消除社会中存在的年龄歧视，击破社会对老年人被照顾者的刻板印象。世界卫生组织在年龄歧视全球报告中指出，“当年龄被用来对人进行分类和划分，导致伤害、不利和不公正待遇，并侵蚀几代人之间的团结时，就产生了年龄歧视。”该报告还提出了消除年龄歧视的有效干预措施，其中包括完善现有的政策和法律、重视宣传教育和增强代际互动。
第二，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避免老年人不断边缘化的地位。持续且广泛的经济社会参与是推动老年人连接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人们健康状况的改善，相当比例的老年人即便在退休后或仍然从事有价值的劳动，或履行着家庭再生产的职责。因此，现行退休制度的调整已经成为预期寿命延长之后的必然选择。可以采用渐进退休和弹性退休相结合的方式，让老年人能够在工作岗位上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要重建老年人的公共活动空间，在活跃基层活动基础上优化社区环境，重视社区中的人际交往，注重社区内部互助氛围的营造，让老年人在参与和交往中跟随数字时代的脚步。
第三，保留传统方式，创造数字友好型社会环境。部分老年人在特定的场景下，数字技术未必会使生活更加便捷。刘海明和马晓晴在弗洛姆人本主义社会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警惕信息垄断。他们指出，数字化转型就像高速旋转的离心器，被甩出去的人可能是年龄大的人，也可能是低收入群体，这些人群是动态变化的。因此，需要考虑如何用数字化支撑服务便利化，而不能将数字化等同于便利化。互联网在飞速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耐心等待适应能力差、学习速度慢的老年人，也要考虑到部分不愿因互联网而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的老年人；尊重并让他们维持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也是数字友好型社会环境的体现。
（四）动态追踪，找准政策发力方向
老年数字鸿沟的填补工作，需要依据不同群体特点，分类施策。随着互联网技术持续不断的变革，追随者、逃避者、碰壁者和边缘者可能会向不利的方向转化。而且，分别单独采用提升老年人可行能力和激发他们内生动力的任何手段可能都会收效甚微。比如，若不考虑老年人的内生动力，仅仅采用为老年人赋能增权的手段，可能会让碰壁者成为追随者，但也可能让边缘者成为逃避者。为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需要瞄准群体，动态追踪，形成政策合力。图3是公共政策理想的发力方向。对边缘者，应先激活其对互联网的信任感和学习的主动性，再赋权增能让其成为追随者；对逃避者和碰壁者，应分别采用激活动力和赋能增权政策；至于追随者，在发生技术变革后，也要关注其对新技术的使用状况，以防数字技能的过时而掉队，让其始终保持追随者的状态。在政策实施的整个过程中，需要建立动态干预机制，针对老年人所处的阶段采用不同的手段。
图3 分群体的政策发力方向
同时，干预政策也应向弱势老年人倾斜。虽然本文并未细分群体来讨论，但现实情况是，老年数字鸿沟在农村、女性、中高龄人群中更为凸显，他们不仅与年轻人之间存在较大的鸿沟，且其数字技术利用水平与城市、男性、低龄老年人也有较大差距。如果他们在短时期内无法缩小与先行者之间的差距，那么在下一个技术换代期，他们将与新的数字技术更为格格不入。因此，老年数字鸿沟的填补工作必须在总体关照的同时而有所侧重，给予弱势老年人更多的帮扶；在数字时代，尽可能让更多的老年人能跟上时代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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